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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新聞文化網新聞校史通訊

感謝復旦

作者:胡鳳章來源:《校史通訊》第89期發布時間:2013-07-11

今年是我進入復旦大學五十二周年。想當年,我是十八歲的少女,風華正茂,如今年近古稀。我無論走到哪里,復旦的精神,上進求實,不拘名利,永遠銘記在心。我忘不了復旦給予我良好的教育,它包括知識的傳遞,人格的培養。它都是通過老師給予我的,它在我的人生旅途中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進校時,恰逢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當時國家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學校也很重視基礎教育,運動較少。我們歷史系一些雖然脫帽,仍屬另類的“右派”先生重新走上講臺為我們上課。印象最深的王造時先生,白白胖胖,年近花甲,穿西服(當然不是現在的西裝革履,系上領帶的那種正裝),偶爾還帶上黑洋傘,一副英國紳士的派頭,笑呼呼的給我們上《世界近代史》,講法國大革命,猶如三級會議的代表,我們聽得津津有味。對王先生我是很敬佩的,他是著名的愛國“七君子”之一。他與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史良一起抗日反蔣,被關在蘇州監獄,后來在宋慶齡先生的關注下被釋放。王先生早年留學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畢業,獲政治學博士學位。他愛國,一生正直,不求官,做學問,但是1957年他卻成了大右派。他給我們上課時,精神抖擻,有聲有色,但是壓力還是蠻大的,政治上遭受蒙難,家庭也受到磨難。他的子女夫人聽說有精神病,雖然是教授工資也入不敷出。我們這些學生根本看不出他在人間受到的痛苦,他上課完全是律師、學者的派頭,他的教學態度,完全是出于對教學、對青年的熱愛。1987年,我在高校任教時加入民盟。一定程度上受到這些先輩的影響(愛國和有事業心)。

在復旦這幾年,我聆聽了幾位擲地有聲的教授們的課,在專業知識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蔡尚思先生給我們上思想史課。眾所周知,蔡老是梁啟超先生的弟子,也是學問家。他一口福建官話,講得精彩之時還手舞足蹈,聲音洪亮,很受我們歡迎。還有周谷城先生給我們上《世界文化史》,他講一口難懂的湖南話(想不到以后我在湖南工作了近三十年),那時周先生有眼疾,平時戴墨鏡,上課時眼鏡不帶,瞇起來,嘴巴噘著,非常敬業。田汝康教授是華僑,一副洋派,戴著灰色的貝雷帽。程博洪先生(程潛之子)教我們拉丁美洲史。

當時最受我們歡迎的,又是我們最崇拜的是青年教師金沖及先生。他那時很年輕,他給我們上《中國近代史》課。上課嚴謹、深刻、口才又好,是又紅又專的典型,他既有學問又有革命經歷,用現在的話來講,我們是他的粉絲。因為他住校外,我們四五年級時,他又調到市委,接觸不多。但我們思念著他。尤其是“文革”中,有不少他的流言,我們為他擔憂。直到80年代后,在北京的校友帶來他的消息,他又復出。我們喜出望外。近年來,在《文匯讀書周報》看到他本人的照片,以及著書立傳,與逄先知先生一起寫了經典、權威版的《毛澤東傳》,聽說還將出版近代史的著作,更為他高興。金先生耄耋之年,老當益壯,為歷史學界做出巨大的貢獻,是復旦人的驕傲,他是我一生的老師,恭祝他健康長壽。

1964年以后,運動不斷涌來,我們文科生首當其沖到社會上參加農村四清運動,也稱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運動本身我們不談,但是復旦師生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給我們年輕學生,尤其是給我們生在城市里、從未下過鄉的學生生活增添了新的內容。我們在運動中也學到看到老師的優秀人格和品質。特別要提的就是蔡尚思先生。蔡先生當時年屆花甲,他積極主動要求去參加運動。估計復旦教師隊伍中,他是資格最老的教授。他倒不是去搞人家的,他去接受貧下中農教育、改造世界觀。那時農村條件艱苦,沒有電燈,用的是煤油燈。他跟我們年輕人一樣輔導農村小青年學毛澤東選集。那時我們在奉賢頭橋。他年老我體弱,學校安排我們住在鎮上,離公社很近。有一次,一個生產隊失火,而且又是晚上,在鄉里,有幾里路遠。我們聞訊趕去救火,提著水桶一路小跑,走的是田埂路,兩邊還有莊稼。后來發現蔡先生也在后面,大家勸他不要去,他仍堅持到火場,用水桶傳遞救火。當時已是深秋兼黑夜,蔡先生又是深度近視,年紀又大,親赴現場救火,我們十分感動。這件事已過去半個世紀,我仍記得,就像在昨天。運動結束,蔡先生講他已經六十歲了,以后這樣的機會不大會有了,建議我們幾個師生在農村合影,當時還有鄧廷爵先生、汪槐齡先生以及我的同班同學。合影后,蔡先生出資送給我們每人一張。1978年考研時,我給蔡先生去信咨詢,盡管他年事已高教學繁忙,還是給我回信予以指導。我十分感謝。因為我在外地工作,一直沒有機會再去拜訪這位年逾一個世紀的老人,成為我終生的遺憾。

幾十年的外地生活,但復旦一直是我魂牽夢繞的殿堂。我在那里生活了七年(1961-1967年),1984年又回來進修,那里有我的青春年華,小橋流水留下我的晨讀,老教學大樓1237教室留下我無數次考試的情景,第十宿舍十號樓留下我們女同學的嬉鬧聲。這一切的一切,直至七旬年華的我還咀嚼得津津有味。

我和我的先生梁華忠都是復旦人,我們是同班同學。我們轉戰南北,最后在湖南衡陽師范學院歷史系任教。他教中國古代史,后來專注歷史地理,我任世界近代史。我們常談起我們的老師,甚至刻意模仿他們的教學風范,雖然沒有他們的學識境界,但是我們兢兢業業,努力發奮,在教學中承蒙學生厚愛,口碑良好,在為人方面寧泊、淡定、平易近人,最主要的正直,獲得大家的好評。尤其我的先生為追回失去的十年(文革十年遠離專業,在支內二廠當秘書,本來他也有美好的前程。他曾在《文匯報》當過記者,“七·二一”指示后下放工廠,因為我們夫妻分居又參加支內建設到湖南)嘔心瀝血搞學問,成果碩累,最后以生命為代價,倒在副教授的崗位上,至今已有22年。盡管這樣,但他卻無怨無悔,他常說生命不息、耕耘不止。我本人性格淡定,復旦培養了我一生孜孜不倦的求知欲,退休前也是副教授職稱。現在落葉歸根回上海,兩個女兒超超、越越人近中年,事業有成,我們也很欣慰。回滬后,也一直想走出國門,看看書本上的地方,學世界史沒有看到真實的世界實在遺憾。故這幾年到日本、法國、奧地利的維也納,意大利的羅馬、佛羅倫薩以及瑞士、梵蒂岡等旅游。看看當地的風土人情,感慨很多。我晚年生活得益于改革開放,回故里定居,得益于求知欲,活到老學到老,看書看報看電視。我生活的圈子也很多,有各階段的同學、同事、好友。七十歲以后,走不動了,就學電腦、看名著,生活也很充實。

面對這一切的一切,我都感恩我的母校——復旦,我感激復旦。

(作者系歷史系1961級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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