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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新三級的開門辦學—— 記羅店往事

作者:吳明先來源:《校史通訊》第89期發布時間:2013-07-11

看了今年4月30日《校史通訊》發表的汪一飛校友《大躍進年代的下鄉日記》選登,使我也想起了1958年大躍進年代我們到羅店“開門辦學”的情況。

汪一飛他們是1957年一進新聞系就去農村勞動鍛煉的。當時,我們是新聞系二年級學生。汪一飛他們去農村勞動的時候,我們正在復旦校園里經歷著一場進入大學以后第一場階級斗爭——反右派運動。在我們百來人的年級中,竟“抓”出了6個“右派”, 超過了毛澤東主席說的5%。

1958年中秋節,在大躍進的鑼鼓聲中,我們1955級新聞系百名學生,由幾位老師帶隊來到了上海市寶山縣(現為寶山區)羅店公社“開門辦學”。

所謂“開門辦學”,說穿了就是要我們學生到農村的公社化、“大躍進”中去接受教育。

那時的農村不僅公社化,而且編制形式也“軍事化”了。沒有了原來的村、生產隊,而改叫為“營”、“連”、“ 排”等。我們的同學分班被安插到這個公社的幾個“連”,每班又分幾個組到“排”。學生借農民的房子集中住宿,在公共食堂吃飯。

住宿安排甫定,我們便投入到農村熱火朝天的“大躍進”中去了:參加人海戰術的大田勞動,挑燈夜戰的燒土深翻,……;有的同學還參加辦公共食堂,畫“大躍進”宣傳畫,編民歌,寫大標語……總之,要鼓足干勁“全面躍進”。

大家都叫我“阿明”

勞動雖然那么高強度,但人們生活中的情趣并沒有消失。時間長了,同學對女社員“阿嬸”、“阿姨”到處叫,學生與社員也拉起了家常。我所在排,男女老幼都親切地叫我“阿明”。

對這里的農民,我有著天然的“優勢”,因為我的故鄉與這里相隔不到10公里。我們語言相同,生活習慣一樣,所以他們把我當做“自己人”,按當地人的習慣,把熟人叫“阿”啥“阿”啥的,把我叫“阿明”。那時候我年紀輕,身體也好,手腳麻利,勞動之余只要東家叫:阿明,來幫我做這個;西家叫:阿明,來幫我做那個,我都樂意去做那些舉手之勞的事。很快我與他們打成了一片。

有一位女社員像大姐姐一樣,對我比較關心,至今我還記得她的姓名,叫吳娟娟,與我同姓。她勞動很出色,是我參與勞動的組長。她五官端正,由于長期在大田勞作,皮膚較黑,但黑里帶俏。她快30歲了,還未嫁。為什么呢?她告訴我,要照顧正在讀大學的弟弟。她父母早亡,由她一路帶大了弟弟,姐弟倆相依為命。她怕結婚了,沒有像單身對弟弟照顧得那么好。她把自己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弟弟身上了。她說,見到我就會想起自己的弟弟來。她還說,對我們好一點,希望她弟弟如果以后在外參加勞動,也會有人對她弟弟好一點。她真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大姐姐。她心地的善良,在我們勞動所在的連、排是出名的。可見不管社會一時會有多么瘋狂和荒唐,人們善良的本性是不會泯滅的。

踩自行車的人

我們在羅店沒有設“三同戶”(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但是每個同學有個“聯系戶”,以深入了解農村,了解農民。

我的聯系戶是貧農成份。當家人雖然是農民,但不下田,他主要在羅店鎮汽車站外邊踩自行車搭客,作為他家庭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

自行車搭客也不容易。走這條門路的人不少,有鎮上失業的貧民,有失地的貧農(農村合作化以后,農民便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公社化以后,連自留地也取消了),在鎮汽車站周圍聚集了一批踩自行車搭客者。“僧多粥少”,平均每個踩自行車搭客的人,賺不了幾個錢。何況都是跑短途的,長途的都乘汽車走了。但踩自行車搭客肯定比耕地收入好。

我這個聯系戶的當家人(戶主),本來是不會踩自行車的,當初有5個小孩,孩子都小著哩,家里窮得叮當響。一天夜里,孩子們都睡著了,夫婦倆在商量著今后的生計。男人說:“我也去汽車站踩自行車搭客。”女人說:“哪來自行車?”男人望著正睡在老婆懷里最小的兒子。老婆急了:“你想把他賣了?”老公沉默一會兒,說:“有了錢,才能買自行車。否則,連這最小的孩子都活不下去。”他們家的自行車,就是這么來的。

有了自行車,這位能扶犁耙地的壯年農民,卻不會踩自行車。后來學會了,卻沒有人敢搭他的車,因為他搭人技術不行。于是,由他老婆來陪練當客人,在車的后座上跳上跳下。夫婦倆不知摔了多少次跤,流了多少汗水和淚水,這位農民終于成了一個熟練的踩自行車搭客的人。

那個時候,老師剛好布置作業,要大家每人寫一篇來農村以后的文章,我就把聯系戶家的這個故事,擬了《踩自行車的人》這個題目交了上去。這個題目,是我在復旦登輝堂(現叫“相輝堂”)看意大利電影《偷自行車的人》套上去的。那部意大利電影非常感人。

不料,過幾天,老師在作業講評會上,頗有傾向性地把我的這篇作業全文讀了出來,要大家評講。于是,同學們七嘴八舌地說我的那篇文章“情調不對頭”啦,“小資產階級感情”啦,“我們來農村就是要接受改造的”啦……好像變成了對我的一個小小的“批判會”。 我不怪同學,全國就是這樣的氛圍,而且由來已久。

連谷種都吃了

我小時候受過一次嚴重的腿傷,曾休學半年。在羅店可能一下子勞動強度太大了,我的腿傷又復發了。不能下田勞動,便安排我管排里的種子倉庫,兼清早6點鐘吹哨叫醒大家起床。當時,勞動分三段時間:清早、上午和下午。清早從6點半鐘勞動到8點鐘,8點后才去公共食堂吃早飯。吹哨起床也是農村“軍事化”的一種表現。

那時候,已入冬,路上行人稀少,我每天迎著晨曦,踏著白霜,過橋穿巷地吹哨。社員出勤了,我就到倉庫上班,生活倒蠻有規律。記得在一次同學的會上,我還朗讀了自己寫的晨起吹哨的一首短詩,博得了大家的掌聲。全詩現在我已記不起來了,只記得最末的兩句:“……板橋人跡,愿做報曉雞”。這是我“偷”唐朝詩人溫庭筠《商山早行》中“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兩句得來的。

排里的公共食堂,開始的時候,社員都集中在這里一起吃飯,飯隨便吃,浪費大,后來改為社員打飯回家吃。打飯回家的飯量尺度是比較寬的。因為當年毛澤東主席說,糧食多了怎么辦?“國家不要,誰也不要,農業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他還說:“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可是,社員“放開肚皮吃飽飯”,不到半年工夫,我們排里的糧食就捉襟見肘了。突然有一天,有人拿了排長阿祥的條子來倉庫取糧食。我不給,說“這是明年的谷種呀!”我一定要見了阿祥排長的面,問清楚才發。后來,阿祥來了,說:“食堂快沒有米了,給吧。”此后,食堂就一直來倉庫取谷種碾米做飯。

不久,我們“開門辦學” 結束,大家離開羅店,返回學校。

我雖離開了羅店,但心還掛著羅店:來年,他們拿什么來播種啊,今后他們的日子怎么過呀?(作者系新聞系1955級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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