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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學科組合

作者:鄒劍秋來源:《校史通訊》第94期發布時間:2013-12-31


當前高等教育形勢

近十幾年來 ,我國高等教育,事業有了較大的發展,黨的科教興國發展戰略,得到了更好的落實,初步改變了過去人們普遍擔心的“沒有戰略措施的戰略重點”的狀況。

那么,我們的改革工作是不是完善無缺了呢?當然不是。

(一)對于世紀之交全國范圍進行的高等學校管理體制的改革、對高等學校進行合并的意義、必要性宣傳不夠,以致不少的同志到現在還持觀望的態度;更有甚者,有的同志表面上擁護,而思想深處卻在觀望——也許有一天要走回頭路,所謂“合久必分……”。這些同志主要是缺乏在新的條件下發揚優勢,優勢互補,更上一層樓的實踐經驗。對這些同志,在我們取得工作成績以后,思想問題是會解決的。

(二)調整合并工程那么大,難免有些大學的合并不是很合理。只要看了合并名單就可以想象,是個別方案有“亂點鴛鴦譜”的情況,難怪一些行家想不通,不無怨言。

(三)綜合大學一哄而起,有的大學甚至三改其名,弄得國內一些老教育家也不知道XX大學在何處!實事求是的說,如果由于正確的改革指導思想所驅使,規劃著進行學科組合的大事,規劃著文理工醫農學科滲透,發展邊緣學科的大事,或者是為了擴大學生知識面、從根本上提高教育質量,培養學生“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長遠目標,這是無可非議的。但是一哄而上,到處都是“新型的綜合大學”,這未免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些。搞得不好,會誤人子弟的啊!嚴格的說,就是傳統的北大和復旦等綜合大學,在一些老一輩的大學問家相繼離開我們以后,環顧左右,都有學科斷檔之憂,怎么能夠不顧實際條件,掛一個牌子就上馬呢?年輕學生好辦,你給他什么就接受什么,像一個外文字母也不識的人進入外國餐館一樣,點菜嘛談不上,送來的吃就是。但是我們成年的同志,還是要為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事業保存一點面子才是。

面對教育事業大發展的形勢,國家那么大,矛盾也不少,工作發展又極不平衡的實際狀況,我認為:在有條件的地區和大學,經過大規模的調整合并以后,應當毫不遲疑地把領導精力轉移到提高教學質量、提高科學研究水平上來。這里,提高教學質量是基礎。因為很難設想,一所教學質量很差的大學,科學研究水平能上去。而教學質量高或低,首先反映在培養學生的素質上。要提高學生素質,核心問題是要進行學科組合。這是教學改革的核心,也是學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論學科組合

上面談到,我認為在大學專業教育中切實進行學科組合,是教學改革的核心,是培養學生“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必要途徑,當然也是李嵐清同志提出的加強學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于這個問題,我在1989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目叫《高等教育的改革與思考》,刊登在《上海高教研究》1989年第三期上),其中寫道:在專業教育中,切實進行學科組合,提高教學水平,發展邊緣學科。我們稍研究一下科學發展史可以知道,現在的學科分類(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是我們以前的學者們經過幾百年(甚至更長)的漫長歲月研究、探索、總結、歸納而逐步形成的。他們的工作,對于后來的人進行科學探索提供了極大的方便,無疑是過去的科學家們的重大貢獻。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科學事業發展的日新月異,又清楚地告訴我們,前人的研究、探索沒有窮盡。化學里有物理學,生物學里有化學,經濟科學里有政治學,社會學里有心理學,等等。這給我們提出了研究探索邊緣學科的任務。再說,社會主義建設需要,要求我們提供各種人才,需要解決問題的復雜性,要求我們培養人才的適應性。

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提過培養“多面手”的口號,似乎不確切,要求、措施也不落實,結果只是叫叫而已。

現在看來,培養學生在牢固掌握基礎知識、基本理論的基礎上,根據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和本門學科(包括邊緣學科)的最新發展,盡量擴大學生知識面是時代的要求。至于擴大哪些知識、組合哪些學科,這是需要認真進行調查研究的,而且必須依靠學校教師干部來進行的。復旦大學在改革過程中,進行過兩次較大規模的畢業生跟蹤調查(畢業生本人也參與調查),這對考慮新的學院、系科、專業以及各個專業的課程設置,起了很好的作用。這經驗向教育部匯報過,得到贊同和支持。我們成立學院的目的,主要是充分發揮綜合大學多學科的優勢,進行學科組合,不斷提高教學質量,并為發展邊緣學科創造條件。當然對學校的事業規劃、國際交流,也有它的積極作用。至于成立學院以后,這個學院、那個學院是不是嚴格按照這一要求努力開展工作,就決定于干部水平了。應當說,工作發展是不平衡的。有些學院(如復旦的管理學院)生機勃勃,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而有些學院工作沒有多大的進展,群眾意見較大。這些問題需要通過校長加強領導,切實貫徹崗位責任制和任期目標責任制來解決。如果大家認識一致的話,我看可以在進一步深化改革時,加上“引咎辭職”這一條,不能稱職的或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不一定要等到任期滿了再下來,以免貽誤教育事業。

這些觀點,現在看來更有現實意義,而且認識也更加深刻了。幾年前,我和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的幾位院長(鄭紹濂、鄭祖康、吳立鵬)共進晚餐,暢談復旦管院的發展歷程和展望未來。原院長(也是創始人)鄭紹廉同志對我說:“現在我們學院的多項指標,在國內都是名列前茅的。……我可以這樣說:我們的每一個畢業生,他的專業水平都要比他(她)們的老師還要高。我同意這觀點。并且認為這就是我們一開始就進行學科組合的結果。很顯然,現在管院學生在校四年中,學習了數學、經濟學(再加上各自專業的專業課程),當然還有外語(而且要求很高)、計算機,……等等。而他(她)們的老師呢,教數學的就是數學,教經濟的就是經濟,外文、計算機、統計,……等等,依此類推。現在的畢業生學的(掌握的)東西,當然比他的老師多得多。這就是現在意義上的”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有一個1999年管理學院的本科畢業生,名叫鐘旻。她考上了美國大學的研究生。在美國大學讀財政金融碩士研究生,當她上了幾個月課以后,打電話來說,幾乎所有的教學內容,她在復旦都學過了,因此感覺很輕松,她完全有信心提前修完她的研究生課程。這是毫不奇怪的,我相信她能做到。

因此,現在當我們完成了眾多大學的合并以后,迫切的任務就是發揚各個大學(特別是師資)的優勢,進行學科組合,以造就青年學生們,我們有責任滿足他(她)們對最新知識的追求。

當我們完成復旦大學和上海醫科大學的合并以后(那是2000年5月),我曾和北京的領導同志通過信。我說:令我最欣賞的就是北大和北京醫科大學以及復旦和上海醫科大學的合并。這會給兩個大學(新的北大、新的復旦)帶來新的輝煌。我當時想到的就是切實進行學科組合,同時在科學研究方面進行緊密的合作。因為在我過去的工作中,有過那么一段令人難忘的經歷:六十年代初,我在中央宣傳部工作。當時部里決定要恢復中國醫科大學。而我們在議論中,對中國醫科大學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把過去協和的傳統延續下去。于是我會同高教部綜合大學司的同志一道去找北大的領導并取得共識:先把中國醫科大學的新同學在北大學習三年,打好基礎然后再回醫大讀五年,一共是八年。我們把這設想向中宣部陸定一部長匯報時,他一口贊成。說:可以嘛,我們那么大的國家,搞他幾個八年制有什么不好。事情就從這里開始了。這是從宏觀的意義上進行了學科組合。八十年代初,當我從市里(高教局)回到復旦大學以后,我就和上海第二醫學院的駱德三(黨委書記)、邱祥興(教務長)討論,很快的統一了認識,讓二醫的新同學先到復旦來打基礎,三年級再回二醫去,(以后其他醫學院新生都來了)一直堅持多年。這是照搬了六十年代在北京的經驗、做法,也是在宏觀的意義上進行學科組合。

當然,這只是一個具體的例子。事實上,只要指導思想有這認識,學科組合的方式、內容,那是可以多種多樣的。比如說,我們的中國革命史專業,編、拍了那么多的有關影視片,為什么不能選出一部份來作教材?同樣的,對于我們的國際政治系,選一些國際問題系列電視片,選一些來作教材,不也是很好的措施嗎?至少作為選修課程是十分合適的(當然,不一定要考試,教育工作可以生動活潑一些)。

現在,我們可以歸納一下:

(一)進行學科組合,對提高教學質量來說是必不可少的,這是教學改革的核心。組合內容應當是因不同專業的培養目標而異。一般說來,應當包括幾個方面:

1. 本門學科的最新成就(也就是我們平常說的世界水平);

2. 國家現代化的需要和要求;

3. 任課教師的最新科學研究成果;

4. 根據對學生畢業后的追蹤調查結果,決定還需要補充的知識(擴大知識面)。

(二)任何一個專業的科學組合,都必須在分管教學的系主任主持下,充分調動專業教師積極性的情況下進行。這里教師是主體,但學生特別是畢業后走上工作崗位的畢業生,他們也應當有發言權。所以,這不是一樁簡單的行政工作,而是一件推進學科建設的積極措施,是半點也馬虎不得的,更來不得半點虛假。可是遺憾得很,到目前為止,這工作還沒有引起高教界的重視。就復旦大學來說,發展也是極不平衡的。有些院、系、專業(特別是一些改革開放以來新辦起來的專業)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子,并且取得了成績。而有些院、系、專業的領導,卻是無動于衷,根本就沒有這回事似的,反正任期滿了下崗就是。這種精神狀態與我們所處的時代是極不相稱的。

(三)學科組合是一個學科建設全過程的一項重要措施,不是進行一陣子就大功告成的。隨著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特別是國防現代化)向我們提出的要求,這些都需要提到教育家們在學科組合中來認真考慮并見諸行動的。


教育改革,高質量的師資是關鍵

千言萬語,改革工作沒有高質量的教師積極投入,一切都是空的。空談多誤國,實踐出真知。這對各條戰線正在奮戰的同志們都是適用的。“名師出高徒”,這也是我國社會代代相傳、適用于各行各業,盡人皆知的至理名言。當然對我們高教戰線來說,更是如此。要搞學科組合要提高教學質量,沒有大批出類拔萃的教師隊伍不行。我國現在的大學,由于事業發展很快,各方面的工作都有跟不上形勢的情況,對師資的需求也存在這個不足。但是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做得更好些。我們大學的教師隊伍,應當說絕大多數還是任勞任怨的,他(她)們不愧為“靈魂工程師”的稱號。但是在實際工作中,隨著全社會對“科教興國”戰略措施的認同,教師社會地位在不斷提高,也由于市場經濟負面效應的不良影響,加之行政領導部門過緊地讓物質待遇與職稱掛鉤,于是教授這個光榮的職稱,也在日漸貶值。在社會上,從來沒有與大學(甚至中專)教學發生過關系的,也在名片印上教授(或相當教授)的稱謂;在大學里,一些已經調離學校的干部也要求給他教授的職稱;有些同志,在他原來工作的崗位上,表現不差的,當他們辦退休手續的時候,也要求給他一個教授(或研究員——待遇相當于教授)的稱號。這是令人十分焦慮的。面對這些令人不安的狀況,前些年我曾“請教”過主持這件工作的負責人:“某某、某某人,你為什么給他們教授?”回答說:“哎呀!一次性嘛!”我不客氣地批評他:“什么一次性、兩次性的,敗壞了我們學校的聲譽”。

為了辦好我們的大學,為了對得起我們下一代,更為了我們國家在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在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同時也是為了我們祖國的榮譽,我建議現在崗位上的領導同志們,一定要努力建設一支數量可觀的、業務上過得硬的大學教師隊伍,以適應當前蓬勃發展的高等教育事業。辦法有三:

(一)從畢業生中物色最優秀的人留下來當教師,并給他們創造適于健康成長的氣氛(包括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復旦大學現在的好多骨干教授,是在八十年代畢業生中留下的一、二、三名。在這個問題上,有過不同意見,認為“近親繁殖”不好,還是要外校的。我說,要分析。我在崗位上的時候,曾經接受過某名牌大學的畢業生,說是來當教師的。打開檔案資料一看,成績單上至少有五個“紅燈籠”,真是開我的大玩笑!我毫不遲疑地要人事部門“退回”。最后,由于該生苦苦哀求“無論如何不要把我退回去”,而另行處理。)

(二)切實整理一下教授、副教授的隊伍。有三種人給他們減負(名不副實的人,精神負擔太重了,要愛護他們):一種是從來不上課或從來沒上過課的人;一種是,在上課但學生不肯聽而往其他教師講堂跑,而令其精神痛苦的人,還有一種是靠“剪刀加漿糊”剪剪貼貼,出版了些“著作”,騙取了選票的人。

(三)廣泛征聘社會上有真才實學的人,以充實大學的教師隊伍。吸引人到學校里來,和留得住人一樣,這是需要有政治家、教育家的寬廣胸懷的。有的人流落在社會上,但他確有真才實學,有專長,我們要有“三顧茅廬”的教育家精神,請到大學來上課或帶研究生。切不可以“教育官”的態度只看他們符合或不符合這一條或哪一條清規戒律,把他們拒之門外,讓黨的事業造成損失。需知,“教育家”與“教育官”是完全不同素質的兩種人,我希望我們教育界的同志,都要爭當“教育家”而不要做一個只會“等因奉此”的“教育官”。說到“教育官”,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是比比皆是,數不勝數。而“教育家”在我國教育史上也是不少的,只是我們平時宣傳不夠而已。遠的如復旦大學的馬相伯,北京大學的蔡元培。近的如復旦大學的陳望道,南京大學(以后到了人民大學)的郭影秋、浙江大學的竺可楨。他們雖已離開了我們,但令人永遠懷念。當然,還有更多健在的教育界的前輩們,也是數不勝數,可以寫成一本厚厚的書。

一九八五年二月四日,教育部召集三十六所大學校院長在武漢開會,討論《關于教育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送審二稿),會后,三十六所校院長六十二人,聯名寫信給小平、耀邦和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同志,其中談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基礎是教育。”而我們搞教育工作的同志都應當心里明白:這基礎的基礎,就是師資隊伍。

這個六十二名校院長的上書,實的部分現在看來大部分都實現了,更多的主張(虛的部分)的實現看來還要繼續努力。

(作者系我校前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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