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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路上的三級跳和撐桿跳

作者:李兆離來源:《校史通訊》第94期發布時間:2013-12-31

1925年12月28日(農歷),我出生在一個貧困山區小縣——河南淅川。我上小學時全縣連一個初中也沒有,我家也無力送我到外地去上初中,小學畢業將為我求學路上劃一句號。我兄弟姐妹8人,我是長子。家有土地20多畝,因為無勞力,一位親戚在我家做長工,土改時我家被定為破落地主。如果我留在家里,我本人就成地主分子,土改時可能被斗死了,三個人生偶然機會,使我讀了初中、高中和大學。


戰亂年代求學難

1940年日軍攻入河南東部,商丘中學逃難遷到淅川,正好我小學畢業,就考入初中。上了初中,我還想上高中、大學。經過努力,1943年我考入落難內鄉的開封高中,內鄉是淅川臨縣,相距不遠。高中在山坡上蓋了幾間草房,就是我們的教室。高中上了一年,日軍又打來了。一天下午校長在山坡上向全體師生宣布:日軍即將打到內鄉,今夜我們將逃向陜西,誰不走就要當亡國奴。大家趕快收拾行李,天黑之前我們就出發一直奔陜西,夜幕來臨時,我們依依不舍告別家鄉,離開曾住過一年的茅草房,肩背全部家當西征。走了一夜,我們靠在山坡上就睡著了,被叫醒后餓著肚子繼續前進。爬秦嶺時,我的鞋破了,腳被山石刺傷,無處消毒,在雨中帶著血一步步往上爬。經過半個多月的跋山涉水終于到達西安。等待我們的壞消息就是西安難民太多,當局不允許學生在西安停留,我們被迫奔向寶雞,那里也不允許我們住下,我們只得繼續西進,最后落腳在貧瘠的黃土高原,住在窮苦的百姓家。那一年,一天課也沒有上,也算完成了高二學業。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校長帶領我們回到開封,上了一年高三就畢業了。當時我無錢去京、滬考學,在開封打了一年工。1947年夏,有錢的同學坐火車去北京考學,我們窮學生只好冒險爬上河南發往上海的貨車,不買票就到上海,舉目無親又無錢,瞎摸著走到交通大學,那里教室可免費供窮學生住。夜里蚊子咬,白天去趕考。我報的是復旦農學院茶科,我來自農村,喜歡農業,茶是經濟作物,二年即可畢業,我幸運地被錄取了。

開學第一天,大家在班會上作自我介紹,有位上海姑娘講寧波話,我一句也聽不懂,在學業上她是農學院最好的學生之一,她安分守己,很少參加學運。我們男生中楊天運最活躍,他第一個加入中共地下黨組織。由于我能主動積極參加“反美扶日”及“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等學生運動,楊就介紹我加入地下黨。1949年4月26日夜,反動軍警包圍了復旦大學,瘋狂抓捕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學生,捕去77人,第二天報上公布了被捕學生名單,第一名就是我的好友,農學院的張肇凱,消息說,當局已下令要全部槍斃。后因下令人已逃臺灣,監獄長想,他曾經害過共產黨員,這次再殺害共產黨員,將是罪上加罪,以后不會有好下場。不如主動贖罪好,他就打開獄門,對被捕學生們說,你們可以回校了。那天,楊天運事先得到黨組織通知,他就躲在劉教授家。次日清晨楊把我叫去,對我說:“快幫我轉移,以防牽連到劉教授。”我想去找誰呢?我們班只有水翠云是上海人,我就到女生宿舍找到水,我對她說明情況,水就同我一起去劉教授家,在路上水艱難地用普通話對我說:“你們二人可住在我家里,我回去稟告父母并為你們準備住處。”在劉老師家見到楊后,水對我們說:“你們可住我家,天黑前到達河南路東棋盤街66號。”我們準時到達,水在家門口等我們,將我們安排住在她父親公司,水每天給我們送飯,一周后,楊怕牽連水父,又換了一個地方。水對我說:“你可繼續住我家。”我在她家一直住到上海解放。

我們回到學校,校方號召學生報名參軍南下,我報了名,茶專主任王澤農知道后,叫我去退掉。他對我說,在上海接收國民黨管理的企業需要人。7月3日,我們幾個同學得到通知,要我們到上海茶葉公司報到,公司經理正是王澤農兼任。

1951年夏,我突然接到一個通知,中央貿易部就要我立即去報到,參加赴印、巴展團。周總理批準我國參加印、巴國際博覽會。為此,中央貿易部從全國選30人組成展覽團,其中上海4人。團長是華東貿易部部長陳明,他帶2位專家和1位年輕人,上海外貿有上千年輕人,我做夢也想不到會選上我。10月中旬,我們到中央貿易部報到,經過預展,我們一行30人飛往孟買,從建館、展出,到拆館花了三個多月時間。展品發運后,我們就飛往卡拉奇。又是建館、展出、拆館。在完成印、巴展覽后,我們于52年5月回到北京,接待我們的不是貿易部長葉季壯,而是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南向我們傳達了周總理的批示:①成立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②任命南兼任貿促會主席;③赴印、巴展團全體人員留下,作為貿促會的首批工作人員。南說:“不管你們哪個省來的,我負責把你們戶口轉到北京。”陳明被任命為出展部部長。就這樣,我在貿促會干了一輩子。


貿促事業重如山

1953年我被提為計劃科副科長,1964年,我被任命為設計處處長,73年我又被任命為技術交流部部長。當時我國與外國政府往來較少,貿促會作為民間組織,成了對外聯系的重要橋梁。技術交流部是中央各部委、軍口各單位、全國各省市引進先進技術的唯一窗口。每個月都有許多跨國公司向我們提出申請,希望來華技術交流。十年中我們從發達國家引進數千項先進技術,包括空中交通管制、軍事指揮系統以及工農業、醫療衛生等多方面技術,并為各單位培訓了數千名技術人員。為此,我獲得軍委級技術進步獎。1984年貿促會機構調整,我被任命為國際聯絡部長,1985年又任命我兼任中國國際經濟技術咨詢公司總經理。當年3月14日,公司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開業典禮,薄一波、李鵬、朱镕基等領導人出席了大會,還有一些中外代表團和眾多跨國企業代表也出席了大會。我在會上首先致詞,人民日報、經濟日報、China Daily用半個版面刊登了祝賀單位名單,包括國家科委、國家經委、對外貿易部、中國貿促會及上述公司。朱镕基為我公司推薦了二位顧問:傅家驥(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黃鼎模(經管學院國際貿易系主任)。

我在貿促會工作期間曾多次擔任中國展覽團團長、經濟貿易代表團團長,參加過不少國際會議并多次在會上發言,其中不少是未建交國家。1958年,我赴任柬埔寨展覽會副館長,西哈努克出席了開幕式并剪彩。王幼平大使指派我陪同西參觀并為他講解。展覽結束后,西派專機接我們去海濱城市白馬,在那里西接見了全團人員并給每人送紀念品。1964年在埃塞俄比亞展出時,服務員把臺灣“大使”的皮箱送到我房間。如果我打開看,將會造成麻煩。萬一里邊是定時炸彈,將會發生悲劇。我立即叫服務員拿走。

1966年,我受命于危難之中,赴任科威特展覽館館長,當年我國尚未同科建交;而臺灣“大使館”還留在科威特。什么事都無處請示,要自己決定。展覽會開幕前,為掛領袖像使我傷透了腦筋。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已發表。但在北京預展時,劉少奇和科國王像并掛。當時不知劉是否已被打倒。因此我向科方建議,雙方只掛國旗、不掛領袖像。科方說,任何國家來科辦展必須掛科國王像,你們領袖像掛不掛我們不管。經反復深思,只掛科國王像,那是誰家的展覽會?最后我決定掛雙方元首像。不久,我聽說貿促會造反派要到北京機場揪斗我。不知何故,當我到北京下飛機時,沒見到一個造反派。在科展開幕前,科貿易部長設家宴歡迎我們,并有教育部長作陪。開幕后,國民黨“使館”不斷派人來刺探情報,其中有位常客,我同他交談過幾次,他主動告訴我:“我是‘大使’的司機,是他派我來的。”他看到展團人員上下級互相尊重、和睦相處,就對我說,國民黨宣傳共產黨冷酷無情,共產共妻。現在我明白了,那是惡意宣傳。于是,我們成了朋友。

1984年,中國參加美國路州世博會,世博會于5月12日在新奧爾良開幕,展出184天。9月3日,美國副總統布什夫婦到中國館參觀,我代表中國致歡迎詞并陪他們參觀,最后送一瓷花瓶給他們留作紀念。幾天后,我收到美白宮寄來布什參觀中國館的一組照片。9月10日,美前總統卡特夫婦也來中國館參觀,走到水利模型處,卡特對我說,讓我們在這里留個紀念吧,攝影師拍下了那難忘的一刻。9月15日,美國務卿舒爾茨夫婦來到中國館參觀,我陪他們參觀到工藝品展柜時,舒被一只瓷老虎所吸引,看了半天也不肯往前走,他對我說,“能不能打開玻璃柜讓我仔細看看?”他拿到瓷老虎后,愛不釋手并問我,“我能不能買下它?”我說,“你不用買,我可以送給你。”他非常高興地收下。第二天,美報刊出舒手拿瓷老虎并仔細觀看的照片,下面說明寫著,老虎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吉祥物,舒是該校的老虎迷。舒回到國務院后,親筆給我寫了封感謝信。

該世博會開幕3個月時,由于經營不善,幾乎要破產,總裁被免職了,一些小國準備收攤。我們中國館表示不走,堅決支持世博會度過難關。于是,小國也不走了,世博會艱難的苦撐6個月,于11月按時閉幕。在該次世博會上,我本人獲美國新奧爾良榮譽市民證書和金鑰匙,以及世博會的功勛證書。

在貿促會工作的40多年中,我訪問了56個國家,時至今日,1962年前赴印、巴展團那30個人仍在貿促會的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我成了一本“活字典”。現代貿促人經常向我詢問一些陳年舊事,我很樂意一一作回答。

關于我的夫人水翠云,她是我復旦農學院的同班同學,也是農學院最優秀的學生之一。她參加工作后,24歲被評為上海市一等勞模。她是上海姑娘,家里富裕,我是窮山溝里來的窮學生,我們門不當、戶不對,在當時看來不可能成為一家人。故我到北京后,我們連信也沒有通過。我心里明白,大逮捕時,她讓我到她家住,完全是出于正義感,并不包涵愛情成分。1953年貿促會組織展團去莫斯科舉辦中國展覽會,向上海借人,上海把水派來,我們又在莫斯科相處了三個月。1955年,貿促會赴法國展覽,再從上海借人,上海又把水派來。不久,水被正式調到北京中士富公司工作。此時我收到水的大姐給我來了一封信,信中說,你們二人年紀都不小了,該結婚了(我29歲,水26歲)。收到信后,我給水打電話說,“我收到你大姐給我來的一封信,我送給你看看。”水看到信后,我們相對一笑,水到渠成,我們很快就結婚了。當時,已通知水參加赴巴基斯坦展團,通知我參加赴日本展團。可能由于我們新婚,把我也改成赴巴展團。在卡拉奇,我們住在皇宮飯店,我們兒子就在那里懷孕的。次年兒子在北京出生,大家都叫他是卡拉奇小王子。水在中士富年年被評為“優秀”。55歲不讓退休,60歲仍不讓退休,花甲之年被派往美國任三利公司總裁,她帶上6個年輕人,3年半為公司凈盈利4億多美元,當年合40多億人民幣。64歲回到北京,辦好離休手續,仍不讓回家,要她參加編寫《中華茶葉5000年》一書。70歲才告老回家。

水對兒子教育有方。兒子李堅在國外讀碩士、博士皆由外國大學提供獎學金,美國每月給800美元,加拿大每月給800加元(當年國家公派留學是每月400美元)。李堅獲UBC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后,于香港回歸前,應新加坡國營公司之聘到其香港分公司工作,同時應聘于香港大學客座講師,至今已近20年。李堅3年后辭去新加坡的工作,轉到一家中國上市公司,現任該公司執行董事。

水對孫子旺旺也費盡心血,教他說話、認字。旺旺5歲就能讀三國演義縮寫本,現年19歲,在芝加哥大學讀經濟。芝大有12人獲諾貝爾經濟獎,哈佛次之有6人獲諾經濟獎,說明復旦后人一代更比一代強。


離休后發揮余熱不停步

離休后,我寫了3本書:

(一)《微笑一生》是紀念水翠云的。

(二)《追求》是我幫一位1929年復旦畢業的老學長張豐胄寫的回憶錄,他是國務院終身參事,在他98歲時要我幫他寫回憶錄,準備100歲時出書,他不幸于當年因胰腺癌而辭世。該書由李嵐清題詞,于2006年出版。

(三)《健康快樂每一天》已出版第二版。

 以上3本書均被國家圖書館收藏。

為紀念我妻子,我還在我的老家河南貧困縣淅川設了助學基金。上世紀90年代,淅川召開經貿洽談會,邀請我和妻子參加,我為洽談會邀請了一些外賓,包括瑞士駐華商務參贊等。在會上,我代表中國國際貿促會宣讀了賀信,會后瑞士商參代表瑞士駐華大使館和淅川縣政府簽了一個諒解備忘錄,次年淅川參加了瑞士巴塞爾國際博覽會,在會上做成了一批生意。在淅川期間,水翠云看到一些被大學錄取的貧窮學生為無錢上學而發愁,我們就商量想設立一個助學基金。2001年水在香港突發腦干中風,后于2003年逝世于上海。經過幾年籌備,2007年基金會設立在淅川一高。參加成立大會的除校方代表外,有謝發揪,我的復旦老校友,是上海解放后復旦第一屆黨支部的5個常委之一,他專門從香港趕到淅川參加會;還有周夢麟、金玉音,是我的老同事。在會上,校長首先致詞,接著謝發揪講述了他在日本上學時受到日本人的欺侮的經歷;周夢麟帶著他在圓明園畫的4幅被英法聯軍燒毀的建筑,對學生進行不忘國恥的教育;我介紹了我艱難的求學之路。最后決定助學金由我個人出資,每年幫助4位貧困學生,每人1萬元。謝發揪補充說,如果有人自愿參加捐助,你不應該拒絕。后來,他捐了2萬,水翠云的同事鄭方順捐2萬,我的同事周夢麟捐1000元,鄭化民捐1萬元。受助學生由校方選,錢由我發放。在發放時,我對每位學生講要建立正確的人生觀,不僅要學習好,還要品德好,心理、身體健康,將來要孝敬父母,熱愛人民,報效祖國。他們畢業工作后把錢還給學校,我死后助學金繼續運轉,幫助后來的學生,直到永遠。

向前,向前,永向前!

(作者系農學院1947級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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