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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繩武自述

來源:《校史通訊》第93期發布時間:2013-12-31

編者按:胡繩武,生于1923年,山東棗莊人,著名歷史學家,著名的辛亥革命史專家。本刊選登他回顧自己考入復旦大學的學習生活經歷,以及后來長期從事近代史研究、調入中國人民大學后從事教學科研的有關情況,供讀者學習、參考。


難忘的復旦大學學習生活

抗戰后期,我在重慶北碚復旦大學史地系的一段學習生活是令人難忘的。當時復旦史地系的教授有周谷城、顧頡剛、鄧廣銘、方豪、潘硌基、史念海諸位先生,都是國內史學界知名學者,我們受其教育,打下了較好的治學基礎。那時的老師的講課,各有特點。鄧廣銘先生講的中國通史,聲音洪亮,講話較慢,條理清楚。我記得他的中國通史課沒有講完,大約講到兩漢魏晉就結束了。潘硌基先生上課不帶講稿,講話慢而有力,一節課下來,講稿就是一篇短文章。顧頡剛先生的口才不是很好,但他的板書非常漂亮,彌補了口才的缺陷。周谷城先生上課先寫20 分鐘黑板,然后照著黑板講課。

在這些老師中,對學生要求最嚴的是鄧廣銘先生。我記得我讀大二時,他開了一門中國歷史研究法的選修課,選課的有十幾個人。他頭一節就宣布選課的三個要求,能做到的才能選。第一,讀《四庫全書》史部目錄提要,而且要交讀書筆記;第二,《二十四史》當中選讀一部;第三,讀完后交一篇論文。下課后,有一半同學退選。當時我也很猶豫,但我沒退選,因為我當時已與鄧先生交往較多。課程結束時,我交了讀書筆記和讀了《三國志》之后寫的一篇《論赤壁之戰》的文章。在課程設計上,我們實行的是學分制,有較多的課外學習時間。在復旦大學男生宿舍附近,沿嘉陵江邊有眾多的茶館,這成了同學們課外活動的場所。在茶館里面,可以打橋牌、看書,討論問題,也可以寫文章,有些同學的畢業論文就是在茶館中寫的。

當時正處于國共合作抗戰的后期,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著作,在學校都能看到。特別是周恩來同志所領導的南方局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和《群眾》雜志,在促進同學的思想進步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同學們為了提高寫作水平和分析問題的能力,當時在校園里盛行各種壁報,有三十個壁報團體聯合會的社團組織。

當時在復旦校園中,除了盛行壁報外,還有各種名義的晚會。最有名的是新聞系同學舉辦的每周六的新聞晚會。每次根據當時重大的新聞事件,由主持人事先約定評論人進行評議。參加會議的人都可以自由發言,有時也邀請校內外的專家在會上做專題報告。史地系也有自己的名為“十日談”的晚會,會前選定中外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或人物,約定發言人在會上做專題發言。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和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期間,由政治系同學發起的“和平奮斗救中國”晚會。在會上,許多教授和同學發言,強烈呼吁蔣介石實行民主,與共產黨合作,共建新中國。

抗日戰爭勝利后的1946年5月,復旦開始復員回上海。9月初正式開學。當時內戰全面爆發,同學們痛恨蔣介石,關心國家的命運和前途。到了1946年12月中,發生了美軍強暴北大女學生事件,學生們舉行了反對美軍暴行的游行。1947年5月,全國又開展了反內戰、反饑餓,要求增加公費(貸金)、搶救教育危機運動。5月20日,南京、上海、杭州和其他各地學生代表在南京向國民黨政府請愿。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被鎮壓下去了,但是國民黨反動派卻在全國喪失了人心。


留復旦大學任教

1948年七月,我從復旦大學史地系畢業后,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被留系做助教,為大學先修班講授中國通史。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被學校調到政治課教學委員會擔任商學院政治課教員,講授社會發展史和新民主主義論這兩門政治課。1950年秋,我回史地系任教學秘書,協助系主任周予同先生處理有關教學事務。1951年秋,我隨史地系師生到皖北參加土改。1952年初返校,我和譚其驤先生被華東教育部借調去編寫中國通史教材,供華東地區抽調機關干部進入高等學校補習班使用。這個補習班設在滬江大學,隨后我又被留在這個班做中國通史的教員。與此同時,思想改造運動已經開始,我是一方面在這個班任教,一方面回復旦大學參加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

1952年秋,我回到復旦。這時華東地區院系調整已經結束,復旦史地系改為歷史系。教授人數由原來的八人增加為十六人。各院系普遍開展學習蘇聯,制定新的教學計劃,中國近代史被確定為歷史學專業基礎課。當時復旦歷史系這十六位教授皆有專長,沒有人愿意開新設的中國近代史課。中國史學界向來重視中國古代史,專家名流集中于先秦,秦漢以后就多為斷代史研究。至于鴉片戰爭以后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人很少,實際上當時中國近代史還不被承認為是一門學科。究竟誰來上這門課,系里一再討論,結果決定讓我這個在教師中年紀最輕、中國史方面唯一的一名助教來擔任,同時決定提升我為講師,以示鼓勵。因為當時這門課馬上就要開課,根本沒有時間來準備,我實在不敢承擔。最后,經過討論,公推系里在理論方面最有修養的陳守實先生和我共同承擔這門課,陳先生講課,我來輔導,半年之后由我接替。

1953年春季開學后,我就獨立承擔這門課的講授任務。那時會議多,有時開會到午夜,而我第二天的講稿還沒寫好,十分被動。1953年秋,新聞系又向歷史系提出開設一門每周三課時、為期一年的中國近代史課程。我就邀請先后任校團委書記、教務處教學科科長的金沖及同志來歷史系做兼任教師,負責為新聞系講授中國近代史。我們兩人常有機會在一起交流教學問題。1960年,我任副教授、副系主任,開始招收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生,并增開了中國近代史政治思想史和辛亥革命史這兩門專門化課程,這段時間是我擔任授課任務比較重的時期。


參加高校教材《史學概論》編寫

1962年6月,我接到了教育部的通知,要我到北京的教育部文科教材編寫辦公室參加教材《史學概論》的編寫,當時我是很不愿意參加這項工作的。一是我知道這部教材難編寫,二是我去北京工作,會打斷我和金沖及同志合作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計劃。但校領導決定要我參加此項工作,我只好前去報到。報到后得知這部教材的主編是從中央政治研究室新調到《歷史研究》雜志任主編和在近代史研究所任副所長的黎澍同志。據說原擬借調的有十人左右,但實際報到的僅有北京師院的寧可、吉林大學的李時岳和復旦大學的我三人。

根據黎澍的要求,我們三人認真研讀由他主編的1961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歷史科學》一書,同時準備編寫提綱。我們每周三到黎澍同志的住所討論學術,聽取他的指導。主編決定分四個部分編寫:第一部分為“歷史研究之成為科學”,由我執筆;第二部分為“歷史的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由寧可執筆;第三部分為“史學與史料學”,由李時岳執筆;第四部分為總結性質,主編準備自己動手。

根據這份大綱,我們開始寫作。從1962年夏到1964年春,我們的寫作過程遇到不少困難,進展很慢,我們擔心編不出來,曾向黎澍匯報過。他說編不出來不要緊,有時間讀書也是好的。我決定先寫兩篇論文,一篇是論歷史學的任務,一篇是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形成。寧可和李時岳兩人也各自決定編寫的題目。經過努力,到了1964年春夏之交,我們三人都完成了編寫的題目,但還不具備編寫一部馬克思主義的《史學概論》的條件。不久,黎澍同志被任命組織力量寫批“蘇修”和中俄關系方面的文章,他就與教材辦公室商量暫時中止《史學概論》教材的編寫,把寧可和我先后調入新成立的的中蘇關系問題研究小組,李時岳因學校有事,提早返回吉林大學。當時有十多名近代史方面的學人參加這個研究小組,給我的工作是和中華書局的總編李侃同志編寫一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沙皇俄國對外侵略擴張》的歷史文獻。我在這里工作了三個多月,一直到1964年8月。


在“四清”與“文革”期間的經歷

1964年秋,全國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求大批干部參加,我從北京回到上海,隨即同于1965年畢業的同學去上海郊區奉賢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隊,先在頭橋公社蔡橋大隊工作,后期被調到公社任調研組成員。奉賢“四清運動”結束后,又參加了寶山縣的“四清”。1966年夏初返校后,“文革”開始,一切正常工作就中斷了。

1970年以后,開始逐步恢復教學工作,我負責為新進校的工農兵學員講授中國近代史。1971年初,周總理要求上海編寫一套中國近代史叢書,學校指定我負責組織中國近代史教研室的人員進行編寫。當時確定編寫《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等十本。規定出書時署名“中國近代史叢書編寫組”。由于時間緊,人力不夠,還借調了華東師大歷史系的陳旭麓、李道齊二位來復旦參加編寫。我當時負責編寫《鴉片戰爭》和《甲午中日戰爭》兩本。這套書從1972年開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并且不斷再版,有的書出版發行到數十萬冊。

1972年,復旦大學歷史系決定編寫《沙俄侵華史》和《日本軍國主義史》兩部書,《沙俄侵華史》由我任主編。書還沒編完,1974年7月中旬,我接到國務院科教組的調令,被第二次借調到北京。當時毛主席指示復刊《歷史研究》,我被安排在新成立的《歷史研究》編輯部工作。當時參加這項工作的共有23人,都是來自全國各地13所高等院校歷史系的中青年教師。科教組指定編輯部領導小組由三人組成,其中有北京師院的寧可、中國人民大學的王思治和復旦大學的我,同時指定我為領導小組的召集人。當時我對這項工作和召集人的頭銜,真是極為惶恐,但又不敢推辭。在具體分工方面,因為我在編《沙俄侵華史》,所以我管批“蘇修”,王思治和寧可負責“批林批孔”的稿子。后來編輯部成立了一個支部,原任北京理工大學黨委辦公室副主任,當時借調科教組工作的曹青陽同志任支部書記。主管《歷史研究》工作的是原為周總理辦公室的副主任、時為科教組副組長的李琦同志。每次發稿前都由我和曹青陽同志向他匯報稿件內容。1975年9月初,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各研究所恢復工作,科教組把《歷史研究》交回學部編輯。這樣,從各地調來參加這項工作的成員,有的回原校,有的繼續留《歷史研究》編輯部工作。我經金沖及同志推薦到國家文物局,先后任文物出版社副總編輯、古文獻研究室負責人,在文物局工作了5年。


調入中國人民大學

1980年12月,戴逸同志給我和金沖及同志寫了一封很長的信,有七頁紙,希望我和金沖及到人大來。當時北大歷史系的陳慶華同志也希望我過去任教,但是戴逸同志的信寫得很誠懇,我考慮了一下,決定來到人民大學。12月底,我就到人民大學報到了。

來到人大之后,清史所給我安排了一個任務。當時清史所經教育部同意開辦了近代史進修班,全國來了30多人,全都是各高校的助教。所里讓我負責這個班的授課任務,除我之外,也邀請了校外的近代史學者來講課,我負責組織。這個進修班辦了一年,后來因為太費精力影響研究就停辦了。此外,讓我主編《清史研究集》,我和馬汝珩兩人負責,我是主編,他是副主編。《清史研究集》我們組織編寫了四到七輯,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光明日報出版社各出版兩輯。

我來到人大的第二年就晉升為教授。之前我是1960年被評為副教授的,一當當了二十年,還是在人民大學才評上了教授。當時學校評教授還要教育部批準,人民大學那次批了十三個教授,還張榜公布,我是其中之一。

我在人民大學工作的時間不長,但是從教學和學術研究方面來講,一輩子能夠集中精力于教學與科研就是在人大這段時間了,因為之前一直要做行政工作,政治運動不斷,沒法全身心投入到教學與學術研究。《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五十多萬字,都是在這個時段寫成的。

1991年我離休了,但是學術研究工作并沒有停止。早在1986年的時候,中華書局編輯部曾想編輯一部《立憲運動》的文獻資料,邀請我作為這部文獻資料的主編。雖然當時我正在撰寫《辛亥革命史稿》,無暇承擔此項工作,但后來還是勉強接下來,注意有關立憲運動文獻資料的搜集。2002年國家清史纂修工程啟動后,戴逸同志動員我組織力量將“立憲運動”這部文獻資料的整理工作作為國家清史纂修工程文獻整理的項目之一繼續下去,爭取完成。我考慮到早在1986年接受中華書局近代史編輯室委托,承擔《立憲運動》的主編工作,雖因客觀原因一直未完成,但總覺得對學術界和出版社欠了一筆賬,這次是完成此項工作的好機會。于是在2004年向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提出申請,獲通過,正式立項。我牽頭組織了一個項目組,邀請了來自社科院和高校的十二位中國近代史方面的研究者共同參與。這套資料是第一套較為全面反映立憲運動整體面貌的史料專輯,文獻整理從立憲運動本身的研究出發,盡量搜集直接相關的文獻資料,從官方的檔案史料、政書、報紙、期刊到私人著述、外文材料,取材范圍廣泛。這套資料跟清史委員會簽訂的合同規定是1200萬字,最終成果為1680萬字,即將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與金沖及同志合作從事近代史研究

在學術研究方面,我是長期和金沖及同志合作。1953年他來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組為新聞系講中國近代史以后,我們經常在一起討論教學和學術問題。

1956年的時候,我打算要寫一篇關于清末立憲運動的文章。我所以起意要寫這篇文章,是感到在研究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派的同時,也應該研究它的對立面立憲派。另一個原因是由于當時我在復旦大學圖書館發現了共計十二冊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是個油印本,上面有許多材料都沒有被人使用過,我就約金沖及同志合作寫這篇文章。經過討論以后,我們兩個人在許多方面的觀點都是一致的,就決定由他負責寫第一部分,關于“立憲運動的階級基礎和背景”;我寫第二、三部分,“立憲運動的發展過程”和“有關立憲運動的若干問題”。文章寫出以后,由于字數太多,不宜在刊物上發表,后來就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59年出版了。

其實在這本書出版以前,我們兩個人已經有合作的成果發表了。那是在1957年關于“天朝田畝制度”的課堂討論會上,我們兩個人分別發表了一些意見。會后不久,金沖及就寫成一篇《關于天朝田畝制度的實質問題》的稿子。他對我說:“您在會上的發言我很贊同,我現在把討論會上的內容綜合成一篇稿子,您看我們聯名發表如何?”我說,文章是您寫的,還是以您一個人的名義發表好了。他說,許多意見是您講的,還是聯名發表吧!這篇文章后來發表在《學術月刊》1957年第10期上。這是我們長期合作的開端。后來,我寫《論清末立憲運動》的時候,邀請他和我合作撰寫,實際上也是對他邀我合作撰寫太平天國這篇文章的好意的回應。

在我和金沖及同志合作完成《論清末立憲運動》之前,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吳慈生同志已經約我把1955年發表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形成》的論文,擴寫成一部三十萬字的專著,并簽訂了出版合同。這時我和金沖及已經開始合作撰寫《論清末立憲運動》,彼此合作非常愉快,所以我就約他共同完成這部書。我們商量,各人先圍繞課題撰寫一些專題論文,然后再寫成專著,這樣可以保證專著的質量。這樣,由我執筆寫了《同盟會成立前留日學生中革命思想的發展》,發表在1959年11月的《光明日報》上,《辛亥革命時期章炳麟的政治思想》發表在1961年第4期的《歷史研究》上;金沖及也在《歷史研究》1960年第5期上發表了《論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和興中會的成立》。后來,我們又進一步商定這部專著由他負責寫1903年以前的部分,由我負責寫1903年到同盟會成立前的部分。這部書稿寫到1962年4、5月份,大體上就完成了。

在寫作此書的過程中,1961年10月,我和金沖及受邀參加在武漢舉行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受到會上提倡寫大書的影響,在坐船回上海的旅途中經過研究,確定寫一部四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并且準備以當時正在寫作中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形成”作為第一卷,并對以后各卷作了初步設想。

1962年5月份,我和金沖及同志合作撰寫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形成》一書大體已經完成了,恰在此時,教育部文科教材辦公室來函調我去北京參加由黎澍主編的《史學概論》教材的編寫。當時我心里是不想去的,因為這將打斷我和金沖及合作寫《辛亥革命史稿》的工作,但組織決定了,我只好前往。臨行之前,我將已經寫成的稿子和有關資料都交給了金沖及,請他統稿后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65年,由于金沖及同志被調往北京文化部工作,兩人再合作的可能性已經很少,此事也就未再提及。

事情是在變化中的,可能有某種因緣的作用。當1975年9月初,國務院科教組將《歷史研究》交回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編輯后,我一時去向難定,金沖及同志從各方面為我著想,建議我到文物出版社去和他一起做副主編。不過,當時我們二人都沒有考慮再次合作研究的問題,因為當時形勢的發展還難以預料。到了1979年,我們發現1962年交給上海人民出版社那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形成”的稿件并未丟失,金沖及同志就對稿件進行了修訂,再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正式出版。這之后,我們才開始考慮續寫后三卷,爭取于1991年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紀念日之前四卷全部出齊。此后,經過近十年的努力,我們終于完成這部書的撰寫,并在辛亥革命九十周年時,四卷完全出齊。

我和金沖及同志合作研究中國近代史,除了一部四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外,還有《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這部上、下兩卷本六十三萬字的論文集。

我和金沖及同志幾十年之久的合作關系,在史學界也稱得上一段佳話吧。我們兩人之所以能如此合作,除了彼此對中國近代史的基本認識和研究方法十分接近之外,還由于彼此在學術問題上經常一起交換意見。這樣,即使碰到某些問題一時有不同看法,經過交換意見,也比較容易取得一致。可以說,我們兩個人見面就交流學術,幾十年來已經形成一種習慣。


治學感悟

上世紀90 年代初,《史學理論研究》編輯部曾經舉行一次《世紀之交的中國史學》專題座談會,主題是“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當時曾經就史學方法論的問題談了一點自己的意見。我始終有這樣一種看法:改革開放以來,不少史學工作者認為不應該把唯物史觀和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論等同起來,不應該認為歷史唯物論以外別無其他屬于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理論和方法論。

我覺得為了掌握、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史學方法,首先應該重新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弄清楚他們在分析社會歷史問題的過程中究竟運用過哪些方法,把它們歸納出來。其次,在引進當代外國史學使用的各種方法的過程中,加強對它們的分析與批判,肯定它們在具體歷史研究中確實有成效的一面,同時批判其明顯的唯心論的東西。再就是,應該認真研究近現代中外史學家的成功之作,總結它們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這里所說的成功之作,既包括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著作,也有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著作。我覺得有些非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家,能夠從事實出發,運用正確的研究方法來科學地說明歷史現象,探求歷史規律,也可以寫出體現唯物史觀的令人信服的史學專著。像法國史學家兼批評家丹納所著的《藝術哲學》就是這樣的著作。如果我們分析、總結像這種著作的研究方法,對于我們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史學方法,肯定會有幫助。另外,任何一種研究方法都不可能離開傳統的史學方法孤立地加以運用。中國有著世界上最豐富的史學遺產和優良的史學傳統,我們應該重視對傳統史學方法的研究,努力把新史學方法和傳統史學方法結合起來。最后,我感覺無論史學理論還是史學方法的論述,都應該結合具體史實進行。只有在具體的歷史研究實踐中作出令人信服的成果,才有說服力,才能夠被人們接受和利用。

回顧這幾十年來的研究工作,我覺得我所堅持的研究方法,即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嚴格遵照事實為歷史研究的出發點,在分析任何歷史與社會問題時,都把問題放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來考察,是我一貫堅持的原則,也是我的研究所以取得一點成績的重要原因。這也是我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點體會吧。

(上文初稿由中國人民大學校史研究室于2012年7月2日對胡繩武教授進行采訪的錄音整理而成,并根據其本人提供的材料進行編輯,主要參考了鄒兆辰發表于2007年第3期《歷史教學問題》中的《在清末民初歷史與社會問題中艱辛探索——訪胡繩武教授》一文。2013年5月,胡繩武教授本人又對該稿作了部分修改、補充。限于篇幅,本刊在刊登稿件時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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