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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榮:水利與英國社會

作者:向榮來源:《光明日報》2018年11月12日發布時間:2018-11-19

十八世紀英國的農田壟溝
本期主持:向榮(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期主題:環境與人   
主持人語
環境與人的關系既是一個老問題,也是一個新問題。自從18世紀孟德斯鳩提出“地理環境決定論”以來,學界就圍繞環境對人的影響展開了激烈爭論。20世紀80年代我國學界曾經對“地理環境決定論”進行過系統批判,從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環境問題日趨嚴重,人們開始重新思考環境與人的關系。一方面,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場所,對人的活動有很大的制約作用;另一方面,人具有主觀能動性,能夠利用和改變環境。作為史學工作者,我們應當避免簡單的二元對立論,回到具體的歷史場景。本期刊發的兩篇文章試圖在歷史縱深中探討環境與人關系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以饗讀者。
在英國歷史研究中,水利是一個被長期忽視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這種狀況是受學界由來已久的“東方主義”影響造成的。按照東方主義者的劃分,東方是“治水社會”,大規模的灌溉工程是東方專制主義的基礎,而西方由于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雨水充沛,不用人工灌溉,因而也無須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直到20世紀90年代,上述狀況才有所改變。1999年十多位分別來自環境科學、景觀考古和農業史研究領域的知名專家共同探討英國歷史上的水利建設及其得失,推出了《英國景觀中的水管理:耕地、沼澤和水草地》。主編哈德里安·庫克和湯姆·威廉森在“引言”中寫道:“英國農業水管理的歷史,可能不像某些東方文明那樣引人注目,但從長期看,仍然是理解農業、景觀和更廣泛的經濟發展的關鍵之所在。”
開發潮濕地
英國位于亞歐大陸西北端,受大西洋環流氣候的影響,全年溫和濕潤,年平均降雨量約1100毫米。水資源豐富有利于植物生長,發展農業的潛力大,但也帶來一系列新的問題。首先,積水會擠占土壤的氧氣空間,導致農作物根部的有氧呼吸不暢,時間久了會根莖腐爛,乃至農作物死亡。其次,水蒸發會消耗土壤的大量熱量,延遲農作物生長周期,從而導致減產,冬季漬水還會引起霜凍。因此,在英國濕地又被稱為冷地。最后,森林、沼澤密布,加之米德蘭和部分其他地區重黏土堅硬板結,也給耕種造成了困難。英國土地的大開發及其利用直到9、10世紀才真正開始。與地中海農業不同,英國水利的首要任務是排出多余的水。
英國農業是歐洲兩種食物生產傳統,即地中海小麥種植和西北歐牛羊飼養相結合的產物。小麥原本是旱地作物,生長周期長,不適合在英國潮濕的環境種植,即使在羅馬人統治時期,這里也只能種植生長周期短、耐濕耐寒的大麥和燕麥。因此,在英國引種小麥首先需要排水,最常見的方式是壟溝排水。9、10世紀,英國首次采用重犁,重犁由犁刀、犁鏵和推土板組成。犁刀切割地皮,犁鏵深耕松土,推土板則起壟開溝。壟背上的水滲流到壟溝,再從壟溝排走。種子撒播在壟背上,地面離水,有利于農作物生長。壟作對于引種小麥尤為重要,小麥是越冬作物,冬季潮濕地往往霜凍,會凍死麥苗,長在壟背上則能避免。因此,13世紀英國農學家沃爾特強調,“在地里播種時,沼澤地和潮濕地要起好壟,將水排走,使地面無水”。
英國考古學家和農史學家晚近的研究表明,壟溝排水在英國大多數地區都不同程度地采用過,在米德蘭尤為典型。這里地勢低洼平坦,河流縱橫,土地肥沃,加上面積廣大,是中世紀英國農業優先開發的地區,但治水任務艱巨。為了有效排水,起壟要高出地面許多,通常1英尺左右,有些地方高達3英尺。直至今日,中世紀的壟溝仍能從米德蘭凸凹不平的農田外貌上觀察到。為了便于治水,米德蘭領主和農民集中居住,形成了核心村莊,并發展出條田交錯的敞田制度。壟田是敞田的基本單位,壟田即條田。壟溝不僅排水,還將農戶各自的條田區分開來。米德蘭地區莊園制度發達,治水和敞田管理通過莊園法庭統一進行。在中世紀和近代早期米德蘭的莊園檔案中,保留著大量關于治水的記錄。1523和1554年,北安普頓郡赫明頓莊園法庭要求佃戶在米迦勒節后將條田盡頭的田埂破開,以便壟溝排出的水流出“弗隆”(由同一方向的一組壟田組成的小田),不至于因為“弗隆”田頭積水影響大田治水效果。
米德蘭之外,由于環境和田制不同,農田排水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在東盎格利亞和赫特福德郡貧瘠的土地上,農民使用靈活的淺耕犁,壟溝狹窄,呈“線跡”狀。在肯特和中埃塞克斯林地,農田是通過領主或農民零星蠶食開墾出來的,很早就被圈圍。這里的排水主要是通過挖溝,農田四周的壕溝和樹籬是該地獨特的鄉村景觀。
排干沼澤
英國沼澤數量多、面積大。東部濱海泥沼面積達2000平方公里,西南薩默塞特平原洼地650平方公里,除此之外,西南塞文河口、東南羅姆尼沼澤面積也很大。沼澤地資源豐富,土壤肥沃,但比潮濕地更難排干。12、13世紀隨著英國人口增長,土地資源緊張,對沼澤地的開發逐漸展開。人們臨水筑堤,疏浚水道,將可以利用的土地圈圍起來。圈地內起壟開溝,排除漬水。沼澤地的開發和利用需要興修大型水利,通常由經濟實力雄厚的修道院主導。由于這些水利工程需要當地居民密切合作,13世紀英國發展出經國王授權的“水利委員會”制度,委員會負責維護防洪堤、清理河道,有權向相關責任人派工派活,并有權向本地居民征收相關稅費。但是,中世紀的水利工程是地方性的,效率不高,真正開發的地區少。大多數沼澤仍處于自然狀態,是當地居民割蘆葦、挖泥煤、捕魚的場所,因此,沼澤地是英國公地農最集中的地方。即使被圈圍開發出來的土地,也由于排水不盡,只能用作牧場和生產過冬干草的草地。
以上狀況在16、17世紀發生了變化。首先,宗教改革時期沼澤地修道院地產被國王沒收,除部分保留給王室外,大部分被國王拍賣。新的土地所有者大多來自商人或律師家庭,他們受傳統基督教思想束縛小,更具有牟利的沖動。其次,16、17世紀是英國“國家建構”時期,無論是都鐸和斯圖亞特王朝的君主,還是英國內戰時期的議會,都把支持大規模水利建設作為擴大政府權力的手段和合法性基礎。最后,受人文主義和新教神學思想的影響,英國知識界要求“改進”自然和人類社會的熱情高漲,他們呼吁將蘆葦叢生、瘴氣彌漫的沼澤變成肥美良田,從而造福社會。受上述因素共同推動,16、17世紀英國的沼澤地開發不再是零星的,而是整體的;地方性“水利委員會”也發展成為全國性機構,受大法官及其所屬政府官員管轄。
沼澤地大開發是英國水利史上的壯舉,但開發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挑戰也前所未有。除了技術問題之外,資金來源以及國王、地主和公地農之間的利益沖突是兩個最棘手的問題。為了吸引荷蘭的技術和資金,英國采取了以開墾土地作為回報的誘人策略,這種策略很快轉變成為同樣適用于國內的集資方式。投資者大多是國內外銀行家和大商人,他們被稱為“冒險家”,即敢于為不確定收益壓上自己資本的人。1630年以貝德福德四世伯爵為首的大地主同一群“冒險家”一起,啟動了位于英國東部沼澤的貝德福德工程。按計劃,大地主將45000英畝開墾地授予“冒險家”,12500英畝贈給國王,預留42500英畝給新成立的開發公司,作為維護排干工程的資金來源。
排干沼澤不僅改變了當地生態,也改變了當地的利益格局和生活方式,因此國王、地主和公地農三者之間矛盾沖突不斷。都鐸王朝為了在宗教改革等重大問題上贏得社會的支持,擴大了英國議會的權力,該王朝統治時期排干沼澤的計劃都是以議會法令形式通過的,但斯圖亞特王朝改變了這一傳統。國王在沼澤地區擁有大量土地,為了解決王室政府日益窘迫的財政問題,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親自主持大型王室排干工程,如1618年詹姆斯一世在薩默塞特的塞奇穆爾工程、1626年查理一世在林肯郡的阿克斯霍姆工程。查理一世還強勢介入大地主主導的貝德福德工程,遭到了大地主和公地農的強烈反對。英國革命時期的著名軍事領袖、護國公克倫威爾也是當時的反對者。不過他反對的不是排干沼澤計劃本身,而是“不公正”的利益分配。沼澤地開發中的利益沖突加速了英國革命的到來。英國革命爆發后,議會獲得對排干沼澤工程的決定權。1649—1656年在“增進公益”的呼聲中,共和國和護國政府掀起了英國乃至歐洲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排干沼澤高潮。但實際上,由于地主控制著議會,他們和那些參與投資的“冒險家”才是真正的獲益者。隨著革命期間和王朝復辟之后沼澤地開發的快速推進,公地農失去了謀生的手段,最終從英國歷史上消失了。
灌溉草地
英國農業的發展離不開畜牧業。重犁要8頭牛才能拉動,需要養很多牛;直到19世紀人造化肥出現之前,英國農肥主要來自牲畜糞便,尤其是含氮量高的羊糞,糧食增產的關鍵是多養羊。因此,英國農村除耕地外有專門的牧場,他們還將收獲后的條田用作公共牧場。盡管如此,英國仍然面臨冬春之際牧草短缺的問題。從7世紀開始,英國開始在水源充足的地段,如河邊或洼地有水處種植水養牧草,夏季收獲曬干,以備牲畜過冬。但由于英國牲畜多,干草需求量大,而適合生產干草的水養地少,因此此類草地比耕地珍貴很多。1312年白金漢郡謝靈頓領主直領地出租,草地價格是耕地的6倍。米德蘭河流多、地勢低洼,是中世紀英國草地最多的地區,可達農田面積的5%至10%。
中世紀草地是自然形成的,雖不充裕,但可大體滿足當時農業的需要,這種狀況在16、17世紀發生了變化。16、17世紀英國形成了以倫敦為中心的統一的國內市場,英國東南地區城市工商業發達,為滿足倫敦及周圍地區城市不斷增長的糧食需求,英國南部的白堊丘陵即威塞克斯轉變成為新興糧食生產基地,西部山區則專于畜牧業生產。威塞克斯土地貧瘠,要發展糧食生產不得不多養羊,英國歷史上典型的“羊-谷”農業在這里發展起來。“羊-谷”農業的核心是“攏羊積肥”,即將羊群趕進設在農田上的羊欄過夜,以便積攢羊糞。但是,威塞克斯和英國西部山區天然草地很少,為了適應飼養大量牲畜的需要,不得不采用人工灌溉。
灌溉草地需要筑壩、建閘、修水渠,雖然工程沒有開發沼澤大,但也需要專業水工、資本和有效的組織。英國鄉紳和商人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鄉紳不僅僅是地主,還是莊園領主,可以通過莊園法庭平息反對意見,保證工程計劃通過。1629年普德萊頓莊園領主亨利·黑斯廷斯親自出席莊園法庭,支持莊園管家理查德·拉塞爾將普通草地改造成灌溉草地的計劃。該計劃使255英畝草地變成了灌溉草地,佃農以抽簽方式獲得各自應有的草田份額。草地灌溉似乎加強了“羊-谷”農業區莊園制和敞田制,但實際上由于鄉紳不同于過去的封建領主,莊園法庭更多地反映了莊園主自身和大佃農的利益,小佃農、公地農的習慣權利不再受到保護。有的工程很大,穿越好幾個村莊,需要大量資金,這為商人介入提供了可能。倫敦大商人、英國議會議員約瑟夫·阿什在通過購買、租賃方式獲得埃文河谷的大量土地后,于1665-1690年提議并出資興建了沿埃文河全長8公里的灌溉草地工程。最初的預算是2000英鎊,但最終開支超過了5000英鎊,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投資。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首先,水利在英國歷史上確實存在,將東西方簡單區分為“治水”和“非治水”社會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其次,新修水利需要組織人力、物力,會對地方社會乃至中央權力機構造成沖擊和影響,但不宜夸大。17世紀英國的沼澤大開發伴隨著國王、地主和公地農三者之間的博弈,事實上是這種博弈而非大開發本身決定了英國未來政治的走向。由于英國地主在博弈中勝出,從而導致了地主寡頭對英國漫長的統治,這種統治直到1832年才被議會改革所打破。第三,水利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是巨大的。1662年阿克斯霍姆工程竣工后不久,威廉·達格代爾就熱情洋溢地寫道:“現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這個宏偉的、盡管要承擔費用的工程給公眾帶來了多么大的好處。”實際上這種好處是以對部分人,特別是公地農利益的損害為代價的。晚近歷史研究表明,排干沼澤還帶來了一些生態問題,而這些問題要么未被時人認識,要么被有意忽略了。因此,如何在效率與公平,發展與生態之間保持平衡的問題由來已久,需要史學工作者更多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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