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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新聞文化網新聞專題報道

【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改革開放四十年!
黃霖、朱立元、葛劍雄、葛兆光、陳思和、彭希哲如是說!

發布時間:2019-01-14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年。在這時空穿越的四十年里,不僅有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改革開放實踐,也有廣大學人們的思想貢獻。十一位文科資深教授應邀分享他們與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故事!

今天為下期,讓我們一起聆聽黃霖、朱立元、葛劍雄、葛兆光、陳思和、彭希哲六位文科資深教授談了什么——

 

黃霖

努力總結與弘揚中華文論的優秀傳統

為建設當今科學的文論體系服務

1978 年,我返回復旦,投入了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團隊。開始是在王運熙、顧易生先生的領導下,參與編寫三卷本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這是本學科第一部國家教委指定的統編教材。我撰寫了素被忽略的全部小說批評文字,首次將小說批評梳理成了 “史” ,成為此書的一大特色。繼而,我們完成了七卷本眾所公認的 “集大成” 之作《中國文學批評通史》。我獨自承擔了前人研究最為薄弱的《近代》卷,“首次完整地構筑了‘中國近代文學批評史’的體系”。到20 世紀末,我們的研究從 “史” 向 “論” 轉向,王運熙先生與我一起主編了三卷本《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體系》,從認知、范疇、方法三個角度論證中國文論的特點與體系。接著我們將論與史統一起來考慮,向“研究史”的方向拓展,由我主編了《20 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七卷與《中國文學學史》五卷。接著,又將《中國文學批評史》建設成精品課程。近年來,我作為首席專家,主編了 “馬工程”《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從當前教學的實際出發,將中國文論史的編寫,以及由此而使文論史的教學,來了一次轉型,從傳統注重于梳理人與書的歷史,到著重總結中國文論的優秀精神,以便學生更加容易把握中國文論的民族傳統。40 年來,我們的團隊就是在不斷開拓創新的道路上前進,努力總結與弘揚中華文論的優秀傳統,為建設當今科學的文論體系服務。

朱立元

文藝學、美學兩個學科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豐碩成果和輝煌成就

本人1978 年作為 “文革” 后首屆文藝學碩士研究生進入復旦,畢業后留校任教,前后剛好40 年,親眼目睹了我國改革開放迄今的整個過程。在這個大背景下,我所從事的文藝學、美學兩個學科的幾代學者,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視野開闊,思想活躍,敢于爭鳴,勇于創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豐碩成果和輝煌成就。

 文藝學的這種大發展主要表現在:沖破舊有的禁區和束縛,張揚人文精神,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創新性的文學觀念;引發了方法論的變革與更新,有力地推動了文藝學話語體系的拓展和創新;促進了一批新學科或學科新分支(如文藝心理學、生態文藝學和生態美學、文學符號學和文學敘事學等) 的誕生。

美學同樣取得了全方位的大發展:美學基礎理論方面,80 年代學界普遍學習馬克思的《巴黎手稿》,美學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取得重要突破,原有的四大派中實踐美學上升為主流派(以李澤厚為主要代表,還包括劉綱紀、蔣孔陽等觀點有所不同的代表人物);90 年代出現了長達10 余年的 “后實踐美學” 挑戰 “實踐美學” 的爭論;進入新世紀以來,又出現了 “新實踐美學” 與 “后實踐美學” 的爭論,“后” 與 “新” 中也各有若干代表性觀點;通過學術爭論,美學理論呈現出多元展開、百花齊放的新局面。美學史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西方美學史出現了10 余部有分量的著作,特別是蔣孔陽、朱立元主編的《西方美學通史》(七卷本)和汝信主編《西方美學史》(四卷本),產生了較大影響;中國美學史(包括審美文化史、美學范疇史等) 不僅80 年代以來先后出版了20 余部專著,其中李澤厚、劉綱紀、葉朗等人的有關專著影響較大,而且實際上建構起了 “中國美學史” 這一門新學科。

本人是40 年來文藝學、美學發展的親歷者、參與者和見證者。也做出了一些成績。《理解與對話》(2000)、《走向現代性的新時期文論》(2016) 記錄著新時期以來我研究文藝理論的主要軌跡;美學理論的代表作為《歷史與美學之謎的求解》(1993)、《走向實踐存在論美學》(2007)、《馬克思與現代美學革命》(2017);美學史方面的個人著作有《黑格爾美學引論》(1986 初版,2013 新版)、《接受美學導論》(1989 初版2006 新版),主編有《西方美學通史》(七卷本,1999 初版,2013 新版)、《西方美學范疇史》(三卷本,2006)、《后現代主義文學理論思潮論稿》(上下,2014, 收入國家社科文庫)等;主編影響較大的教材有《當代西方文藝理論》(1997 初版,2013第三版)、《美學》(2000 初版,2015第三版)、《西方美學史》(馬工程重點教材,2015 初版、2018 新版)等。

葛劍雄

改革開放的先聲使我有了超出夢想的起點

40 年前,我的夢想是上大學。改革開放的先聲使我能以高中畢業的學歷被破格錄取為復旦大學的研究生,使我有了一個超出夢想的起點。

入學時,我的夢想是今后能在大學或研究所工作,1981 年畢業后留校工作,1983 年在職獲博士學位,是全國文科首批;1991 年晉升教授,1996 年任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2007 年任圖書館館長;現在是資深教授;遠過我當初夢想所及。

我剛當所長時, 年度經費8000 元,只能按人頭與職稱平分,差旅費都不夠。不久實施211 工程,接著是985 計劃,每年經費超過100 萬元,到2007 年我卸任時累計經費已上千萬。2000 年起,我們與哈佛大學等合作研制 “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GIS),主體部分已完成并陸續發布。國際學術界公認,這是一項高水平的成果。哈佛大學主管科研的副校長來訪時告訴王生洪校長,他認為我們歷史地理學科是復旦大學兩個最有國際影響的學科之一。

1986 年,我在哈佛大學的一次學術報告會上聽到一位講中國人口史的教授聲稱他從來不采用中國學者的論據或結論。1991 年我出版了《中國人口發展史》,后被評為首屆郭沫若中國史學獎三等獎。我與同人合作,于1997 年出版了《中國移民史》6 卷,于2004 年出版了《中國人口史》6 卷,分別被評為中宣部 “五個一工程” 入選作品獎與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著作一等獎。4 年前我在哈佛燕京學社作學術報告前,圖書館用小車推出我的幾十本書要我簽名,其中就有這三本。

1985 年我40 歲時第一次走出國門,如今已到過60 多個國家。1996 年考察了西藏阿里,2000 年參加了第17 次中國南極考察隊,2003 年 “走進非洲” 8 國,2006 年 “重走玄奘路” 行經中亞、南亞5國,2011 年到達北極點,2015 年70 歲時攀登乞力馬扎羅山,我將一本行紀命名為《四極日記》。盡管這一切都是我在四十年前不能想到,也不敢想到的,改革開放都使它們成了現實,我為什么不能有新的夢想呢?

葛兆光

我的學術之路和四十年改革開放同步

我是所謂 “七七級大學生”。我的學術之路和四十年改革開放同步,大致上也可以反映學界四十年間的變化。有人替我總結學術經歷,分為三段:前十年研究傳統中國宗教與文化,中間十年研究中國思想史,2000 年之后,則關注 “中國” 與 “周邊” 。

這個總結大體不錯。

所謂 “前十年研究傳統中國宗教與文化” ,指20 世紀80 年代我先后出版的《禪宗與中國文化》和《道教與中國文化》。這兩本書在當時被看作是“打破僵化模式”的著作,成為八十年代“文化熱”的代表作。當然,后來出版的《中國禪思想史———從 6 世紀到 9 世紀》及《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資料更加豐富、論述比較細致,評價也更為理性。當然,畢竟我出身古典文獻專業,除了佛教與道教,我在文獻與文學領域也有一些研究,與金開誠教授合著的《歷代詩文集敘錄》、《唐詩選注》和《漢字的魔方》,被稱為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分別側重文獻、選注和理論的“三書”。

所謂 “中間十年研究中國思想史”,最重要的是在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兩卷本《中國思想史》,以及《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和《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續編》。這部《中國思想史》出版后,即受到國際、國內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引起了關于“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思想史意義”、“哲學史還是思想史”、“知識史與思想史”、“學術研究的本土立場與國際立場”的激烈爭論。該書英文版A Intellectual History ofChina (兩卷本) 則于2014 年和2018 年由Brill 出版社推出。中文本獲得第一屆 “長江讀書獎”、第五屆 “國家圖書獎” 提名獎和第三屆 “思勉原創獎”。英文本則獲得Choice 雜志評為“杰出學術讀物”(Outstanding Academic TitleAward)。

所謂 “2000 年之后關注‘中國’與‘周邊’”,是指我2006 年以后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推動的“從周邊看中國”研究課題,以及先后出版的《宅茲中國》、《何為中國》、《歷史中國的內與外》以及《想象異域》等著作。這些論著對亞洲、中國、疆域、民族、認同等關系重大的話題,從歷史角度進行論述,再次引起國內國際學術界的關注與爭論。《何為中國》的日文版《中國再考》2014 年獲得日本第26 屆 “アジア·太平洋” 大賞,英文本What is China 則由哈佛大學出版社的Belknap 出版部出版;《想象異域》則獲得韓國2014 年度“PajuBook Award”唯一的著作獎,及 “第七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 一等獎。這一系列著作,超越了歷史上的中國,涉及到整個東亞,它們在人文學界所引起的話題,至今仍在持續發酵與延續。

陳思和

我們都在 “思想解放” 運動中獲得人格教育

四十年彈指一揮間,我們都已經白了頭。

四十年前,國家恢復高考制度以后,我是第一屆考上復旦大學,當時稱作77 級,但真正入學時間已經是1978 年的春天,我們與78級同學的入學時間只差半年時間。

中文77 級給中國文學界提供了重大貢獻,我的同學盧新華在校園里發表了短篇小說《傷痕》,這篇小說在社會上曾經引起巨大轟動,直接引發了文學史上“傷痕文學”的創作思潮,有力配合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戰線大討論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改革開放路線的推行。還有,同學周惟波等人發表了獨幕話劇《女神在行動》,開創了現代戲劇的創作模式。這個戲雖然沒有在社會上公開上演,但在校園文藝史上應該有它獨特的地位,因為它開時代風氣之先。

當時學校黨委書記是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夏征農,他率先在學報發表了《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的文章,直接引發了復旦大學的“思想解放”運動。我們77、78 級兩屆學生都是在 “思想解放” 運動中獲得人格教育,迅速成熟起來的。以后,我們同學走上社會,在各項工作崗位上,大多數人都自覺實踐了胸有大志,意氣奮發,敢于 “糞土當年萬戶侯” 的人生理想。

我個人的道路微不足道。1982 年開始,留校任教、治學論道、兼帶一點行政工作和社會工作,四十年的人生腳步都走在復旦校園里。感謝復旦大學培養了我,感謝我的導師賈植芳教授言傳身教,他是我的精神上的父親。現在我還擔任了學校圖書館的行政工作,希望在我的工作崗位上,能夠看到嶄新的圖書館新館聳立在復旦校園里,造福于一代代復旦的莘莘學子。

彭希哲

有幸見證了中國人口和社會經濟的變遷

參與了人口和社會政策學科的發展

在過去的四十年間,中國經歷了巨大的人口轉變;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持續下降并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人口的健康狀況不斷提高、預期壽命穩定延長,人口年齡結構不斷老化,中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的快車道;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遷移到城市和工業化地區,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人口的空間分布和城市化格局;中國婚姻家庭模式發展顯著的變化,家庭規模小型化與結構簡化,非傳統類型的家庭類型大量涌現。

中國人口發展態勢的變化是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社會急劇轉型的大背景下發生的,也受到我國政府的各種社會經濟政策的影響,特別是實行了35 年的以獨生子女為主要特征的生育政策的影響。人口老齡化、人口遷移和城鎮化等人口發展趨勢正在重構中國社會,對現在和未來的經濟持續增長、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教育體系和人力資源的有效配置、環境資源的保護和合理利用等形成持久的挑戰。

最近四十年來,中國共產黨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關注民生逐漸成為黨和政府發展戰略的重點關注,成為國家和地方社會經濟規劃的主要議題,各項民生事業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也面臨眾多新的挑戰,需要根據變化著的社會經濟和人口態勢不但改革。

人口變遷為人口學科的發展提供了最好的平臺,中國的人口學科從無到有,與人口相關的各種經濟社會政策的研究也蓬勃發展。人口學家和社會政策研究者通過不懈的研究為學界貢獻理論和數據,為政府提供資政建議,為社會大眾釋疑解惑,也為中國的未來培養人才。

到2019 年,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機構已經成立四十年了,我本人也在此工作37 年,有幸與一批學有所長、精心教學、嚴謹科研的學人共事,有幸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見證了中國人口和社會經濟的變遷,參與了人口和社會政策學科的發展,生逢盛世,還當努力工作,報效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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